“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转型将呈现结构升级、内需潜力释放的趋势性变化,这是中国转型发展的突出优势与独特“资本”: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基本形成户籍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基本形成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新格局;基本形成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十三五”期间,如果中国在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预期目标,中国经济就有好的增长前景,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会越来越大。
在全球总需求不足、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对中国“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的前景高度关注。我认为,“十三五”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5年:调结构、转方式的关键在2020年;决胜全面小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节点在2020年;以结构性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的时间窗口期在2020年。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下,“十三五”以经济转型为主线的结构性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对中国未来10年、20年的公平、可持续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对全球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格局也会产生重要影响。
“十三五”: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基本趋势
“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转型将呈现结构升级、内需潜力释放的趋势性变化,这是中国转型发展的突出优势与独特“资本”。
1.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
(1)“十三五”期间中国服务业发展空间巨大。“十三五”期间,中国将进入服务业较快发展的重要5年。
第一,在2000—2015年的15年中,中国的服务业总规模每5年翻一番,从2000年的不到4万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15年的34万亿元人民币左右。第二,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明显提高。2001年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只有41.3%,到2015年占比提高到50.5%,首次超过50%。第三,服务业开始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2014年中国GDP增长7%,其中第三产业拉动增长3.5个百分点,比第二产业高出0.1个百分点。
(2)“十三五”期间走向服务业主导的战略目标。
第一,到2020年服务业占比达到58%左右。“十三五”期间,中国服务业占比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是有可能的。预计到2020年,中国服务业占比将由现在的50.5%提升到58%左右,有可能接近60%,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第二,服务业保持8%—9%的年均增长速度。估计在“十三五”期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不低于8%是完全有可能的。第三,中国服务业规模有望从2015年的34.2万亿元扩大到2020年的50.2万亿元—52.6万亿元人民币。第四,服务业结构优化。虽然目前中国服务业发展比较快,但是结构不合理的矛盾还很明显。以金融、科研、物流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只有15%。随着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加快发展,估计到2020年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将达到25%以上。由此拉动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3)中国有条件实现服务业主导的基本目标。
第一,服务业占比提升空间很大。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服务业发展大有空间。例如,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占比低20个百分点左右;与同类国家相比,也要低10个百分点左右。第二,中国正处在制造业变革的关键时期,即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的转型升级。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对服务业尤其是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出了迫切需求。第三,中国的消费结构已经开始发生深刻变化,教育、医疗、健康、旅游等服务型消费需求快速增长,成为服务业加快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4)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以两点为例:
第一,形成就业增长的新格局。就业问题既与速度相关联,更与产业结构相关联。2008年,中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吸纳城镇新增就业人口为70—80万人。2013年,中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吸纳城镇新增就业人口150万—170万人。第二,形成绿色发展的新常态。实现绿色发展需要产业结构变革。初步测算,如果中国服务业占比从46.1%提高到55%,以2012年GDP总量估算,中国能耗总量将下降14.16%;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将下降18.23%。
2.基本形成户籍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
(1)中国进入人口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
目前,中国城镇化的突出矛盾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偏低。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6.1%,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8%左右,相差17个百分点。
(2)中国走向人口城镇化的战略目标。
“十三五”期间,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有可能每年以不低于2个百分点的速度提升。估计到2020年,中国规模城镇化率有可能超过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有可能由38%左右提高到50%左右,两者差距缩小到10个百分点以内。
(3)以居住证制度取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十三五”期间,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不能把“暂住证”换个名,变成“居住证”,也不能长期实行户籍制度和居住证制度的“双轨制”,而是要以居住证全面取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实现省际间居住证制度的相互衔接、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城乡对接,到2020年基本建立以身份证号为唯一标识、全国统一的居住证制度。
(4)人口城镇化是中国未来5年转型发展的“最大红利”。一是如果中国规模城镇化率从现在的54.6%提高到2020年的60%,中国以公共设施为重点的投资将新增42万亿元人民币;二是目前中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相差2.9倍左右,以此推算,“十三五”期间,如果2亿多农民工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估计将带来3.3万亿元左右的新增消费规模;三是通过户籍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改革,优化劳动要素配置,将明显增加城镇劳动力供给,并由此延长人口红利期。
3.基本形成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新格局。
(1)中国城乡居民消费规模不断扩大。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2011年的18.39万亿元增长到2015年的30.09万亿元,年均增速达到13.4%;到2020年消费规模有可能达到45万亿元—50万亿元人民币,这对全球经济增长将是一个重大利好。
(2)消费结构正在快速升级。“十三五”期间,中国将实现由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的转变。以健康服务业为例,估计到2020年中国健康产业产值规模将高达1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健康服务业将成为中国“十三五”期间增长速度最快、发展潜力最大的产业之一。
(3)“十三五”期间中国形成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战略目标。第一,消费年均增长10%左右。估计“十三五”期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将超过GDP增速3个百分点以上,达到10%。第二,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稳定在65%左右。14亿人的消费大市场,不仅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也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例如,2016年春节期间中国游客出境游人数接近600万人,消费规模达到900亿元人民币。
4.基本形成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1)经济转型升级对服务贸易依赖性明显增强。与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的对外贸易不同,如今中国面临的突出挑战是服务贸易的双向市场开放。
(2)以服务贸易为重点优化对外贸易结构。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贸易大国,但服务贸易比重还比较低。2014年,全球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比重是20.6%,中国只有12.3%。
(3)以服务贸易为重点推动“二次开放”。争取到2020年中国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至少达到20%,由此形成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4)以服务贸易为重点推进双边、多边、区域性、全球性自由贸易进程。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的目的是促进双边、多边、区域性、全球性的自贸进程。
(5)加快中欧自贸区建设的可行性研究。2015年我六次到访欧洲,我所在的研究机构和欧洲相关智库正在进行中欧自贸区可行性研究的交流合作。目前各方的疑问是,中欧投资贸易协定还没有谈成,能谈服务贸易和自由贸易吗?我认为,第一,从中欧贸易实际情况看,投资贸易很大程度上已经和服务贸易融合在一起。第二,中欧自由贸易的最大潜力在服务贸易。到2020年,如果中国服务贸易总额达到1.2万亿美元、与欧盟的服务贸易比重由2013年的13.2%提高到20%,双方服务贸易总额将达到2000亿—2200亿欧元。第三,如果等投资贸易协定达到后再来谈自由贸易,恐怕至少需要5年。5年以后再来谈中欧自贸区建设,会错过很多重要的市场机会,甚至会错过重要的历史机遇。为此,我建议尽快启动中欧自贸区可行性谈判。一是尽快推进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和中欧自贸区谈判同步进行;二是尽快开展可行性联合研究。中欧智库的交流合作可以为共建中欧自贸区提供智力支持、舆论氛围和民意基础。
“十三五”: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几点判断
如果中国经济转型能够基本成功,预计“十三五”期间中国将保持6%—7%的增长,年均增长有望达到6.5%。这不仅是速度增长,更是结构和质量的提升;不仅意味着中国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且意味着中国对新阶段世界经济增长将带来稳定贡献。
1.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将保持在25%左右。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在2009年、2010年连续两年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超过50%;2015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的贡献率达到30%左右。中国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重为20%,2013年经济总量占全球的12.3%。估计“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的贡献将保持在25%左右。
2.形成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重要动力。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总量的提升、“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中国在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中将发挥更大作用。2015年中国人民币加入SDR,占有10.92%的权重,仅次于美元和欧元,位居第三;IMF投票权的改革,中国投票权占比从3.996%提高至6.394%,升至第三位;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新国际治理新机制开始运行并发挥作用;在“一带一路”战略下,会有更多资本和企业“走出去”。
“十三五”: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
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特点突出:一方面,经济结构调整的矛盾与风险日益增多,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另一方面,经济转型升级蕴藏着巨大的内需潜力与市场空间。在这个特定背景下,中国不仅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更需要结构性改革的重点突破;不仅需要需求侧结构性改革,更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1.中国为什么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1)着力解决需求与供给的结构性矛盾。过去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主要是靠短期刺激和需求政策,这对稳定经济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也带来了产能过剩等问题。为此,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2)着力解决消费与投资的结构性矛盾。例如,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老年人消费需求不低于1万亿元人民币,而实际有效供给不足2000亿元人民币。在中国消费升级的过程中,中国和欧盟、中国和葡萄牙的互补性很强,我们应当达成共识,使得双方的合作实现共赢。
(3)着力解决政策与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当前,中国既面临着总量问题,也面临着结构性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更为突出:一些行业产能过剩严重,根源在于投资结构与消费结构的错配;中国金融杠杆过高的问题,根源也在于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需求不相适应。也就是说,如果不解决结构性的矛盾和问题,解决总量问题的一些政策效果会大打折扣。因此,中国化解经济下行压力,主要不是靠政策刺激,而是需要推进相应的制度调整与制度创新。中国不仅需要缓解或者化解短期经济增长的矛盾和困难,更需要引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上一个新台阶。
2.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
(1)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推进市场化改革。目前,中国制造业的市场开放程度达到80%以上,而服务业市场开放只有50%左右。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头戏”在于推进服务业的市场开放,这不仅能够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创造有利条件,还能有效释放市场的活力与空间。(2)以破题去产能为重点,调整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第一,部分国有资本需要通过优化重组实现去产能和转型升级的双重目标。对于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等产能严重过剩领域的国有资本,加大国企并购重组力度,提升产业集中度,进而在整体优化国家生产布局上发挥重大作用。第二,部分国有资本转移到公共服务领域,一些确实需要从所在产业领域退出的国企,可以采取国家扶持、转换为公益性国企等办法推进改革。第三,争取到2020年,形成国有资本合理配置的新格局,明显提高国有资本使用效率。
(3)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如果能在以居住证为重点的户籍制度改革中取得突破,中国的城乡一体化将取得重大进展,从而释放农村居民市民化的巨大红利。这是应对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奠定社会公平基础的一个重大举措。
(4)以监管变革为重点深化简政放权改革。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最大潜力在于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监管转型滞后已经成为中国简政放权纵深发展的“最大短板”。无论是简政放权向纵深推进,还是消费结构升级、释放内需潜力,都直接依赖于市场监管的有效性。“十三五”期间,在强化政府监管职能的同时,需要加快形成政府与社会协同的市场治理体系。
“十三五”期间,如果中国在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预期目标,中国经济就有好的增长前景,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会越来越大。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